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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民工荒折射的区域发展困境  

2010-01-28 09:06:14|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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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民工荒折射的区域发展困境

 

        近段时间,珠三角的民工荒报道又起!作为一名咨询顾问,过去几年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不断穿梭来回,深深感受此“荒”对珠三角一些企业的困扰。例如在某个巨型企业中任职人力资源总监的朋友有一日就说,能不能帮助招聘普通工人,每招一人付100元辛苦费。而前段时间锐哲咨询的一个客户人力资源总监也在感叹,现在招工实在是不同往日。例如,公司作为制造型订单企业,需要上夜班,现在找工作的很多都是“90后”,一听要上夜班,没有时间上网了,于是纷纷掉头就走。即使不走,进了工厂没干上几天觉得实在是吃不了这个苦,工资没拿就跑了。

       珠三角所面临的民工荒固然与现在的务工主力逐步转变为“80后”、“90后”这一新生代群体独特的成长环境所形成的价值观和心理有关,但我想说的是,现在珠三角民工荒实际上也折射出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困境,该困境就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先行者,珠三角的竞争力正出现日渐衰微的趋势。这一点可以直接从珠三角的务工环境和企业老板思维保守比较得出,具体有三:

       第一,珠三角的工资已经没有什么优势,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优势了。现在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也就在1500元左右,而且上班时间基本上改变,每周工作6天,每天上班8小时以上,甚至高达12小时。1500元/月的工资我相信在沿海的绝大部分区域都可以达到。低工资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选择其他地方,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甚至宁愿选择在家寻找工作机会也不到珠三角。

      第二,务工环境不良。珠三角的很多地方,例如像东莞一些地方的小企业,存在着大量用黑工的现象,这样非法行为已经严重影响着珠三角的发展形象。例如去年在广州发生的俩兄弟当街抢劫救母案件的当事人,当年就是被珠三角的不法企业非法囚禁用工长达一年多,最后还是寻找到一个机会才得以逃出。这样的企业虽然不是珠三角企业的主流,但其背后却是用工主与当地小环境的恶劣情形反映。

        第三,珠三角的很多中小企业不愿意投入资源到学习,企业主为自己能力的提升,为员工能力的提升所作的投入太少太少。这一点锐哲顾问在长三角多年的企业顾问经历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或者说,长三角企业的学习氛围远比珠三角要好。

        另外一点,珠三角作为全国经济率先发展区域,现在从上市公司的数量比较看看,也可以得出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结果,大家可以看看浙江的绍兴、温州、江苏的苏州、无锡等地,上市公司有多少?光无锡江阴一个县级市上市公司就高达十几家,而中山、东莞又有几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呢?该种数量差异的背后反映到一个颇为短浅视界的客观事实,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太看重眼前的利益(例如每年少缴的几百万或者是一两千万的税)而未看到通过上市给企业带来的软实力变化和企业价值的更大化。

       有句话说:因为太看重眼前,从而失去未来。从珠三角的用工荒折射出来的是珠三角有可能失去未来。

 

几年前,我的朋友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唐晓平博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剖析民工荒,现再登于此,供大家参考。

 

“民工荒”凸现深层危机

----我国低成本、高投入、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终结

 经济学博士 唐晓平

今年以来,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和劳动力大国突然被劳动力短缺所困扰。一时间,被用滥了的“民工潮”这个词突然被另外一个词“民工荒”所代替。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有一个错觉:由于全国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可以在很低的价格水平上“无限供给”。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出现“民工荒”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低工资越来越不能留人;务农的比较收益提高;民工对打工地的选择增多;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劳动力需求猛增;年轻劳动力供给下降;部分企业工作环境恶劣;人才的需求与供给错位;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不完善等等。笔者无意在这里对“民工荒”的成因和规模作更多的分析,而是从中警觉地意识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我国国情的重大变化,必将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面对变局,我们应该有更深一层次的忧患意识。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低成本发展模式,能让我国成就“世界工厂”吗?粗放型、高投入的增长之路,还有没有归途?过度外向型的经济,适合一个如此大的经济体吗?

195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Lewis)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强调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巨大差异。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以略高于农民收入的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现低成本发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城市工业的发展有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这时,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力是丰富的,工人的工资收入只能够养家糊口,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剩余全部归资本家所有。这样,农业劳动力就这样源源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来。只有当资本赶上供给时,这种从乡村到城市的劳动力的转移才告结束,这个时候的所有生产要素才会变得稀缺。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不得不出卖我们唯一拥有的财富——廉价劳动力,以谋求发展。在低成本优势下,在国际上少见的以勤劳智慧著称的国人赢得了大量国际资本的青睐。“国际资本(实际上主要是海外华人资本)加物廉价美的中国劳动力”的模式,造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所仅见的持续经济繁荣。另外,我们正处于世界性的产业大转移、大调整的时代,于是,国际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纷纷移师中国,“世界工厂”的美誉顺理成章的带在中国的头上(实际上,大多数有识之士认为,“世界工厂”名不符实,最多也就是一“世界车间”而矣)。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说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即将在我国走向终结。这种低成本发展的“黄金时间”在经历了20余年以后就要结束了。

长期以来,我们实际上把农民工的低工资,看作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比较优势。有人认为,如果普遍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很可能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但是,需要考虑的是,中国企业依靠低工资获得的竞争优势能长久吗?在国际市场上,甚嚣尘上的中国企业倾销商品、输出通货紧缩的指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低工资造成的低价格。低工资实际上使农民工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外国消费者,老外得了好处还要反告我们“倾销”,冤不冤?

概括起来,我们长期坚守低成本发展战略,直接恶果有三:

其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其二,由于认准了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优势,对劳工的既有权利就存在严重的忽视。近几年,在中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血汗工厂”被不断揭露出来。这些工厂工作的劳工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健康、生命和人权都没有保障,工资极低,过长的劳动时间,紧张的劳动强度。这无疑使中国一大部分产业大军成为贫困阶层,无法进入中产行列,无法作为消费者来刺激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其三,我们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然资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时并不加以培养,在需要时招纳,不用则随手扔掉。企业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把工人当临时工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同时,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的“世界工厂”,认定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这一注定要长期在我们社会中生根的制造业的基础———蓝领工人时,却是典型的短期行为。结果,产业是长期的,工人却是临时的。回过头来看,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一亿多农村人口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这是劳动力的转移,这是中国过去很重要的变化。但是这种转移并没有使农民转化为城市的产业工人,只是停留在当中的农民工的阶段。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换回菲薄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他们的子弟,还将步他们的后尘。而整个国家,在年复一年中同样没有积累起自己的技术力量。

笔者以为,已经到来要调整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战略的时候了,我们要从主要依靠低工资逐步调整到依靠高素质的劳动力上来。当然这种战略调整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并且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否则,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将葬送在不断地用廉价劳动力替跨国公司打工的万劫不复之中!

中国如今已经改革开放20多年,但是,哪怕是自己最擅长的玩具、服装,也还是OEM方式为主,替别人加工,赚点辛苦钱而矣。工人不要说高工资、高福利,连欠薪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样的战略,唯一的“成功”就是在维持绝大多数人的贫困的前提下让少数人(还主要是外国资本家)发财。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应该说,我们过去的高增长是粗放型、高投入式的增长。这里所说的高投入,既有资源的投入,也有劳动力的投入。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决不是经济增长的长久之道。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受到制约。近年来铁矿、煤炭等资源价格上升,水资源短缺,以及“民工荒”都警示我们,投入型增长已经快走到头了。要使我们的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即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实现低消耗、高效率增长。

外向型经济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中国吸收和利用外部资源,又导致中国大量内部资源外流。但这些年来,我国把外向型经济搞得太过火了,每年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优惠政策,仅这一项就使国家减少1000多亿元的税收。这种退税政策的后果是使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过于低廉,已经低廉到超过成本价和亏损的地步。许多外贸企业为了完成上级指定的创汇指标,亏着本向外出口,年复一年,搞亏了一大批中国的外贸企业。更重要的是导致中国的国内财富资源大量廉价外流。

特别是,补贴出口的实质是将国内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的资源刮来补贴出口产品和出口企业,将国内的资源尽量廉价地输出到国外。由于我国这些年里在政策上过于向出口部门方面倾斜,给出口部门过多的优惠政策,这导致国内其他部门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譬如,每年向农村征收1000亿的农业税,将这笔钱拿来补贴出口产品,结果农村部门不堪重负,农民和农业不堪重负。许多农村和农业实际上已经破产,大批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流动的劳动力一多,导致劳动力市场价格低廉,使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廉价的打工仔。这种打工仔的廉价完全是外向型经济政策导致的,并不是农民工们天生廉价。

有人总结出的中国“低技术的陷阱”发人深省: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只能依赖出口——迅速增长的出口,只能以低廉的价格才能实现——低廉的出口价格导致的低利润使得企业只有靠赚取工人的廉价劳动,才有微薄的利润可图——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下的几乎压到最低水平的劳动力成本,为这种模式的维持提供了可能——企业无力使用熟练的技术工人,劳动者也无经济能力使自己得到更好的技术教育——低利润与低工资又反过来抑制国内有效需求的形成。而“低技术的陷阱”正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中国农村这些年的惨状,中国廉价打工仔的出现,与我国的外向型经济追求密切相关。如果将补贴外贸出口的这笔资源用到中国农村,完全可以大大缓解中国农民的苦难。近年我们国家实行以人为本的“新政”,认真听取社会反映的意见,对过度追求外向型经济的做法进行纠正,一方面逐渐降低出口退税率,一方面逐渐减免农村的农业税,这一政策仅仅实行了不到一年,便呈现出社会效果。沿海地区民工荒的出现,主要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均衡发展政策的结果,是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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